经历了80年代的me-too黄金时代,制药工业从90年代开始转型。最近几年me-too类上市新药大幅度下降。全新机理、针对主要疾病、高疗效的新药渐渐成为主流。但随之而来的是药价的大幅度上升,现在一年十几万美元的药物已经司空见惯。不仅如此,很多病人需要同时使用两种以上新药才能见效。比如不少黑色素瘤病人必须同时使用PD-1和CTLA4抑制剂,而这两种药物组合费用每年高达30万美元。大众病药物虽然单价便宜,但是平均到每个临床事件依然贵的惊人。降血脂药物vytorin每预防一起心梗需要88万美元。高疗效降低了死亡率,变相增加了用药人群,增加总支出。
在这些压力下现在世界各国,包括对创新最为友好的美国,已经开始限制药价。节约成本已然成为制药工业的一个主要任务。据今天华尔街时报报道,美国很多州开始要求制药公司公布新药成本,以证明高药价的合理性。去年发生的处方药管理公司制造的丙肝药物价格战今年有蔓延到其它领域的趋势。生物仿制药一向与原研药价格相差不大,至少在70%以上。但上周Orion在挪威把Remicade的价格降到原研药的30%,因此迅速占领挪威市场。如果这个恶性竞争模式成为主流,无论对生物仿制药企业还是期待专利过期依然保持市场份额的原研药企业都是巨大的压力。
历史上制药企业不太注重新药的成本,唯一目标是找到something that works,但现在这个局面正在改变。制药工业必须在节约成本方面有突破性创新。对于创新药来说降低成本的最好办法是降低失败率,尤其是晚期临床的失败率。虽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如果企业把价格作为一个战略目标会对开发项目的取舍起到导向作用,开始淘汰一些性价比不合理的项目。对于附加值较高的生物仿制药,富士胶卷、三星电子这样有较强成本意识外行的加入或许能给制药工业提供一些宝贵经验。
最近上市的一些药物颠覆了不少疾病如丙肝、部分癌症的治疗,但如果社会承担不起这样的奢侈品最后还是无法实现其价值,而现在已经接近社会能承受的极限。制药工业需要象当年放弃重磅me-too模式一样改变只顾价值不计成本的经营模式。如果病人必须在晚饭和救命药之间做出选择,病人和药企的日子都会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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