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顺
最近Sunday Times发表一篇题为“Banker bonuses for Glaxo boffins“ 的文章,声称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GSK)准备挪用投资公司的体制,重奖那些对上市新药有重大贡献的研发人员,奖金数额有望高达750至1500万美元。这个爆炸性新闻引起全球,尤其是那些奋战在新药研发第一线的研发人员的关注。7月17日,福布斯刊登评论员John Lamattina的评论文章,因为Lamattina是葛兰素史克的前研发总监,所以其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笔者一直敬佩葛兰素史克的各种改革措施,尤其在2008年大刀阔斧地把新药研发中心分割成近四十个相对独立的研发单元,而且成果斐然,为葛兰素史克丰富的产品链立下汗马功劳。GSK对研发人员的待遇也一直丰厚,对发明临床新药的研发人员还根据临床前、GLP毒理以及各期临床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诚然,这种奖励制度除了数额不够高,因而导致“未有重赏、没有勇夫”的结局以外,还会误导管理人员的价值取向:过多地注重新药研发的阶段性结果,而早期结果不会给公司带来经济收入。据称这次改革后,只有当药物上市产生利润,前期研究人员才能拿到奖金,但金额非常巨大,能使“民工”瞬间变成“小资”。
虽然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些奖金如何分配,但和以往不同,笔者同意John Lamattina的部分观点,并不看好GSK的新奖励体制。首先,新药研发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智力活动,从发现标靶到临床评价,牵扯到成百甚至上千生物学家、化学家、以及临床医生等等,很难公正地评价那些员工贡献最大。时间上可能横跨近十年或者更长,而且贡献最大的研发人员届时说不定已经离开公司。其次,新药研发是一项团队活动,绝大多数状况下,少数个人很难左右整个新药研发的结果。通常指的新药发明人是那些设计药物结构的药物化学家,而优秀的靶点是一个新药成功的前提。所以生物学家的对标靶的设计和验证一样重要。当然生物测试、合成工艺、药效药理、毒理、临床设计等部门也都各司其责,甚至有时护士都能对一个新药的开发起着关键性作用,例如“伟哥”最初的作用就是一个护士发现的。
笔者认为,GSK新的奖励模式成功与否,更取决于公司高管的价值取向。从那么多人参与的研发活动中公正地判定谁的贡献更大已经很难,如果再掺杂个人的好恶更会使结论扑朔迷离。很多公司流传这样的段子:一个新药的发明在临床前阶段是属于发明者本人,一旦上了临床就变成项目主管的了,二期以后则转到部门经理的名下,三期临床则是研发总监的成就,产品上市了当然是CEO的贡献啦。不仅如此,每个人对新药发明人所起作用的看法也南辕北辙。比如福布斯John Lamattina就认为新药的化合物发明人仅仅为一个“正确的靶点”合成一个正确的化合物而已。
有效的奖励模式应该具备一个衡量的标准,而不多以个人好恶为准绳,尽管GSK曾在特定时间选择准确、正确的策略,笔者不认为这个新的奖励模式能更多地激励研发人员的创新热情,相反,说不定还会推动公司内部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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