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有人是这么形容中国政府整顿外资制药商的行动:如同一场北京的夏末暴雨,起先是慢慢落下大滴雨点,接着暴雨忽然倾盆而至,密密匝匝,无处可藏。
风暴开始于今年7月2日。当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通知将对27家药企的药品成本以及33家药企的药品定价进行调查。7月15日,中国公安部宣布已拘留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laxo Smith Kline, 简称GSK)的四名高管,四人涉嫌通过旅行社贿赂医生和医院管理人员,贿赂金额达4.89亿美元。随后,广州的《21世纪经济报道》接连刊登检举文章,令法国制药公司赛诺菲(Sanofi)、瑞士诺华(Novartis) 以及美国礼来制药公司(Eli Lilly& Company)纷纷陷入贿赂丑闻。
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和其他专家认为,造成这场风暴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问题重重的医疗制度、经济放缓的压力以及制药行业自身的利润压力。从法庭判决、反垄断调查到对公司专利的打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些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中国13亿国民降低药品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
“习近平是在向承受巨大经济压力的中产阶级施以援手,”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马歇尔•梅耶(Marshall W. Meyer)说道,“中国的住房和食品价格持续上涨,其他商品的零售价格,按目前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算,也比美国的高出很多。”梅耶还指出,在中国专利药的定价一直被认为“很不合理……过去,医院在一个内部承包体制内运作,所以药品销售是它为数不多的一个赚钱机会。”
根据美联社发布的一篇分析报告,中国大部分医院为公立医院,有资金不足的问题。很多医疗服务的价格低于实际成本,医院只能自己填补资金缺口。手段便是提高药价、规定销售配额或开高价药。中国230万医生中的大多数只能拿到较低的薪资,但他们不允许寻求外部收入。一位有经验的医生的月收入约为6000元(980美元)。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多数西方国家中,药品支出约占医疗保健总支出的10%到12%,但在中国,这一比例超过40%。根据2011年出版的世界卫生组织最新一期的《世界药品情况报告》(World Medicines Situation Report),药品支出占中国医疗保健总支出的43%。
“中国的医疗卫生筹资模式收效甚微。”沃顿商学院法律研究和商业道德教授菲利浦•尼古拉斯(Philip M. Nichols)说,“所以,医疗服务提供方必须向外部寻找获得资金的途径,这些途径往往是不正规的。其中就包括制药企业的贿赂。”
梁宏是接受立案调查的四名葛兰素史克高管之一,中国官方媒体引述了他的话称,行贿成本最终包含在药品价格之内,比例高达药品最终价格的30%。
在葛兰素史克7月22日发表的声明中(GSK statement),分管欧洲、日本、新兴市场及亚洲太平洋地区国际事务的总裁阿巴斯•侯赛因“Abbas Hussain”称,公司将“积极审视我们的经营模式,计划调整运营模式节省开支,从而降低药价,确保更多中国患者买得起我们的药品。”
专利受严查
在为消费者降低价格方面,中国当 局采取的行动不止调查行贿受贿一种。根据生物技术资讯网站BioWorld的说法,近日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布替诺福韦(Viread)的专利无效,此举有望使该药的价格减半,该药品本月价格为1470元(240美元)。
替诺福韦(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由总部位于加利福利亚州福斯特城的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生产,常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也可与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配合治疗艾滋 病。研究机构IHS全球透视(IHS Global Insight))指出,在中国,超过3000万人患有慢性乙肝,占世界患病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费城博锐律师事务所(Blank Rome LLP)的专利代理人阿尔佛雷德•W•扎赫尔认为,吉利德被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以无创新为由而否决的专利其实并不存在问题。“大多数专利从业者会觉得,按照受认可的专利法规,这是一个错误决定。”扎赫尔称,“很明显这个决定不是从专利法角度出发的,它是经济决定,也是对其他制药企业的警示,在中国,要么降低纳入医保范围的专利药的价格,要么就有可能被剥夺一切权利。”
医药行业资讯博客FiercePharma指出,其他新兴市场的有关当 局也利用知识产权压低价格。例如,印度近日撤销了两种乳腺癌药物的专利,即瑞士罗氏(Roche)的赫赛汀(Herceptin)和葛兰素史克的拉帕替尼(Tykerb)。医药业博客FiercePharma的报道称,去年吉利德在中国以极低折扣供应替诺福韦,据说在该药品交易中给与了政府买一送一的优惠。但很明显,这些转变还远远不够。
反垄断问题
中国的反垄断机构也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对医药行业和其他一些违反转售价格限制(有时也称纵向价格垄断,即制造商禁止分销商以低于某个价格销售自己的产品)的行业进行施压。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客座教授马丁·亚瑟(Martin Asher)提到,转售价格限制在美国已不再视为违法,但必须经过一项“合理性原则”分析。他表示,“经济文献和法庭都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零售商在销售产品时提供了大量服务或信息的情况下,制造商可以希望产品有某一特定售价。法庭现在希望吸取争论双方的意见,了解转售价格限制在每种情况下对竞争的益处和不利影响。”
但是从中国的形势来看,中国反垄断机构的态度可能更为强硬。8月7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对6家婴儿配方奶粉生产商实施了罚款,罚款金额总计高达1.1亿美元,受罚企业包括美国伊利诺斯州的雅培公司(Abbott Laboratories)和美赞臣(Mead Johnson Nutrition)。发改委提出,它们的“多种转售价格限制手段”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法》。所有这些公司立即对产品进行了降价,并表示不会对罚款提出异议。
早前一周,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的两个子公司涉及垄断操作,认定其通过一家分销商在北京销售医用吻合器和缝线等医疗器械时对价格做出了限定。8月14日,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开始针对医药和医疗设备企业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反竞争行为调查,并表示正在考虑将调查范围扩大到银行、石油和电信行业。
本月早些时候,中国欧盟商会指责中国当 局在多起贿赂和价格垄断调查中不公平对待外资企业。除了葛兰素史克、赛诺菲、诺华和礼来公司之外,在近几周中还造访了拜耳公司(Bayer AG)和阿斯利康制药公司(AstraZeneca)。
中国欧盟商会医药工作小组主席布鲁诺·根斯布格尔(Bruno Gensburger)说道,“这有点不公平,外资企业对(合规操作流程)最为谨慎,但却遭到了最多次的调查和最多的指控。我们都希望在一个清廉的环境中工作。如果中国当 局的这些举动只是为了吓唬一些公司,制造一种紧张的气氛,那我认为这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在9月16日于北京举行的一次反垄断论坛上,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否认中国当 局仅仅将矛头指向外资公司。仅在几天前,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期调查报道,报道指出中国医药开发商和制造商中国生物医药公司(Sino Biopharmaceutical)涉嫌贿赂。据报道,私营企业甘李药业(Gan & Lee pharmaceutical)同样也受到了涉嫌贿赂的指控。
外资企业表示目前的压力对销售造成了阻碍,中国医院里的医生拒绝与医药代表见面,害怕因此被媒体曝光。根据路透社(Reuters) 最近的一次报道,许多外资医药公司正在缩减销售配额,分析师预测在第三季度医药企业的销售额将出现下降。
模糊不清的界限
沃顿商学院营销学教授张忠表示“很难想象”大型制药公司故意违反法律。在任何国家销售处方药的压力都很大。他说道,“考虑到一家医药公司通常会花费数10亿美元来开发一项成功的药品,你可以想象到医药销售人员通过分销渠道推广药品时承受的巨大压力。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医药详述(提供药品经过检验的科学性信息)、带着样品频繁拜访医生以及其他销售手段在世界各地都是重要的推广方式。”
张忠教授还说道,“但是,这样会很快使合法与非法销售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特别是在中国。有争议的行为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滋生,抵制诱惑不采取此类行为也十分困难。”
根据中国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中国警方近期指控葛兰素史克在公司层面进行贿赂操作,蓄意进行有争议的销售行为来达成高达25%的年销售增长目标,这一数字比医药行业的平均值要高出7%到8%。警方称,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的销售人员邀请医生参加会议,医生不进行演讲但会收到“演讲费”、礼品、享受餐宴,甚至每张处方都能获得回扣。葛兰素史克发言人回应称,公司“非常关注对我们中国业务中贿赂行为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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