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人丙
前两天分别讲了me-only药物的存在和发现,今天谈谈更宏观的问题,讨论一下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国际力量如何在这个模式上进行战略投入。为建立现在的主流模式,制药工业和西方各国基础研究机构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从基因组的破解到高通量筛选技术的开发,从上百万的化合物库到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大规模蛋白的表达、纯化、和结晶。现在的新药研发体系高度复杂,即使粗略了解都是很大的挑战,想战略性改变这个庞大机器的结构可以说是mission impossible。抛开复杂性,仅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就足以令多数人打退堂鼓。
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几乎不存在。中国没有这些宏观设施,但也没有改变这些宏观设施的阻力,而中国却有大量资本准备进入新药领域,也有很多新药研发的人才。这是建立一个和主流模式有所区别宏观体制的最佳时机。主流模式尽管不断有新药产出,甚至不乏Sovaldi、Keytruda这样的颠覆性药物,但不可否认的是制药工业已经萎缩多年,就在昨天葛兰素又裁了900研发人员。这个模式尽管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但长期的可持续性令人怀疑。
那么如何营造me-only的生存空间呢?一个是加强临床研究。现在的药物数量和用药人数、用药时间远远超过50年代,而那时通过临床研究发现的药物要多得多。为什么阿司匹林这样的老药不断有新适应症?阿司匹林可以算是最简单的化合物,并无过人之处。之所以出现这种“药还是老的辣”的局面是因为用的人太多、时间太长,你再不用心观察也能发现一些新用途。当然按目前的临床资源配置是无法发现新药的,医生有精力能对付医闹就不错了。国家应该战略性支持临床研究,主动发现氯胺酮这样的新颖先导物。
另一个方向是开发独特的新药优化平台。这个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国际上已有很多关于新药优化的不同意见,也有很多数据,但现有体制的惯性太大所以不能被广泛采用。比如如何使用动物模型。有人提出只用动物模型作为机理研究工具,而不是一定要看到对疾病本身的改变。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基本就是人类特有的疾病,很难用动物模拟。所以你要验证NMDA假说,不要看动物是否有行为变化,只要NMDA受体在安全剂量下是否被激活,然后上临床去看结果。再有就是可以把以动物模型确证靶点的核心转向人体的生理、病理研究。其实不一定投入做新的研究,只要提取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找到不少新项目。关键是不要以主流模式作为取舍标准。
之所以用“To infinity and beyond”作为副标题,一方面是讨论me-only模式的长期计划,另一方面也考虑挑战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国长期处于落后追赶的状态,所以很不适应领导一个方向。即使有很好的想法,如果一看美国还没这么干就有很多人反对。“To infinity and beyond”是给10岁以下小孩看的《玩具总动员》(乔布斯的Pixar出品)里的一句台词。美国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做大梦,所以即使和其它国家孩子能力一样美国孩子对做领导者也最自信。回到第一篇讲到的“think different”,这是苹果90年代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广告台词。那个广告的最后一句是“the people who are crazy enough to think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 are the ones who do”,对应一句中国格言就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中国并非没有乔布斯,也不缺少先进的思想,我们缺乏的是呵护这些人才和思想的土壤。所以不要急着分析为什么“me-only”不行。这个模式有没有风险,有没有缺点?毫无疑问,肯定有。我们在讨论如何竞争1.3万亿美元的市场,不可能如探囊取物。但是如果你只愿意沿着别人的脚印走,现在即使是登上珠穆朗玛峰也不能给你带来足够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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